当因抑郁症自杀成为某些官员的宿命

这令人感叹，邬区委书记实在是没见过什么世面，这岂不是比富士康的工友还不堪？这血淋淋的事实，是不是在提醒国考，以后是不是得参考郭台铭的做法，加一项心理测试？

这多少有些调侃的意味。只是，近年来，国内官员因“抑郁症”自杀的，已经不是孤案。有媒体报道称，据不完全统计，去年全国公开报道13起官员非正常死亡，其中多数官员属于自杀，自杀官员职务覆盖科级至省部级。舆论纷纷质疑这种“巧合”，并把它与官场的权力倾轧联系起来。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任何合乎逻辑的质疑，都必须得到直面。

在这里，我并不想去探究这些官员自杀的原因，相反，我感兴趣的是，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后，各方的反应。

2009年5月23日早间，正在接受受贿调查的韩国前总统卢武铉与一名秘书在住宅后山上散步时，坠下山崖自杀身亡，卢武铉的纵身一跳，被中国国内舆论认为是士大夫之死，充满了英雄气概，舆论甚至因此感叹儒家士大夫精神在中国的失落。

对比之下，更让人感到唏嘘的，我们这些可怜的官员，却无一例外是成为“抑郁症”的奴隶。在“抑郁症”面前，他们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因为“抑郁症”，他们被永远剥夺了证明自己儒家士大夫精神、证明自己舍身取义的机会。

朋友羽戈曾在《中国经营报》撰文不无担忧指出的，官员“抑郁症”自杀巧合的背后，恐怕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上的隐喻。倘若如此，官员那繁华风光、高高在上的背后，埋藏的就不仅仅是他们脆弱不堪的精神世界，更可怕的是，死神迟早会到来，可惜，死亡的原因却早已经被注定，选择离开这个世界的方式的权利，已经在事实上被剥夺。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多少可以窥见感叹儒家士大夫精神在中国失落的天真。不可否认，儒家士大夫精神令人神往，然而，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常识已经表明，在公共政治生活里强调个人的道德担当，是不大靠谱的。并且，又有谁敢声称，国内的某些官员就一定丧失了遵循儒家伦理秩序的传统呢？

那些把父母妻儿送到国外的官员，他们忍受的，是无法享受人伦之乐的痛苦，现在还要随时冒着患抑郁症的危险。一个人独自在国内坚守，他们的内心，难道没有畏惧？为了整个家庭、家族的幸福和未来，这算不算是为大我，牺牲小我？

再者，我们都知道，死人是不会说话的。官员们的纵身一跃，有多少进程可以顺理成章被搁置，又有多少人会因此可以继续做春秋大梦，高枕无忧？又有多少会令群众情绪不安的故事，会从此被火化，不留尘埃？这又是怎样的舍身取义？

这样的表述，有些无可救药的阴谋论。然而，尽管听起来会很残忍，但不得不承认，卢武铉的自杀，不仅因此使他自己免于在法庭上接受审判，并从此定格了他的高尚和尊严；而我们的官员，以生命为代价，不仅无法为自己正名，且留下的永远只有懦弱、卑微和悬疑。

这让人纠结。林则徐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因此，我们还是希望，下一次，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官员们逃避厌世的纵身一跳，也许，舍身取义的最高境界就是，比如说，哪位官员能够猝死在往返救灾的繁忙路上，十里长街相送的和谐场景，将会感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