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用抗生素已成为我国医疗行业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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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一种病,为什么你用抗生素,为什么用这么长时间?如果说这种情况影响你的医院行为,医生协会就要处分你。行业自律制度建立起来后,医生就是绝对的权威。我现在也在呼吁,不要盲目地去反对医生,当然我们反对的是制度,我们还是要客观地认识医生的特殊性。
——廖新波
廖新波,男,1956年8月生,广东台山人,学历医学本科、管理学硕士。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党组成员。
他在微博上名叫“医生哥波子”,他的博客有1100多万的访问量,微博粉丝则达到66万。
在微博上,他既跟网友一起怒斥南海弃婴事件,“这样的医生太不争气了!”又与医学生一起探讨医生的职业素养,称找工作不容易;他还现身现场了解医患纠纷中的真相,却回头告诫人们,“以一种逆反心态喊‘医生该杀’大逆不道!谁没有亲人为社会从事各种‘高危’工作呢?”病人没钱看病,他怜,网友要求医院买单,他悲,“为什么医疗行为要为丑陋的制度买单”。他经常会被@要求关注某某病患,以便获得医疗救助。实际上,他也促成了几单善事。
他大部分的微博,通过iphone所发。遇到堵车,他也记挂医疗问题,“从卫生厅下班到广州大桥不足三公里居然走了一小时。大家都很沉着,只是小心地插队和轻微地违规。我在想,如果人与人之间都如此沉着和冷静地处理纷争就好了。医患矛盾也如此。”
“以抗生素为代表的抗菌药物的滥用已成为我国医疗行业十分突出的问题,”卫生部药政司副司长姚建红日前表示,抗生素毁掉中国一代人。
我国是抗生素使用和生产大国,人均年消费量为138克左右,而美国为13克。在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收集的药物不良反应报告病例中,因抗生素滥用引发的病例占近一半,其数量和严重程度排各类药品之首。近2000万听障残疾人中,一半左右是由于使用氨基糖苷类抗菌药物(如庆大霉素等)造成。每年有19.2万人死于药品不良反应,其中抗生素造成的占2/3以上。
日前,卫生部发布“史上最严”的治理抗生素滥用措施,要求医疗机构将使用的抗生素品种、数量、使用率、价格进行公示,三级综合医院抗生素的种类原则上不得超过50种。 我国抗生素药物滥用现象背后有什么样的原因?能否得到彻底改变?近日,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做客湖南卫视《岳麓实践论》节目,深谈当下中国的抗生素困局。
利益结构
“难道药厂就不应该有利润吗?如果药厂没有利润谁生产”
记者:从当初的博客,到现在的微博,你一直跟网络公众混成一片,你的感觉如何?为什么选择这种方式和公众沟通?
廖新波:我对医学、药学的一些问题非常清楚。但是社会上尤其网友,有多少人清楚医疗问题呢?作为一名卫生官员,我认为我有责任出现在网络世界,与大家共同去探讨医改也好,医疗也好,甚至每一粒药品的使用也好,使大家共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生命价值观。
记者:你说抗生素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廖新波:我认为抗生素的政治问题,确确实实比较尖锐,或者说逐渐明显起来。由于抗生素从最初的能救命,到现在被发现有很多害处,尤其是在中国这种发展中国家,抗生素的耐药性越来越明显,这就与滥用有关。在国际上,也有人对我们使用抗生素提出质疑,并提出我们应该予以遏制。所以从这一点来看,人家针对的并不是抗生素的使用者。对抗生素的使用,一个观点就是,如何去干预,如何使我们中华民族能够有健康的体质。
记者:我国抗生素每年的使用量约为21万吨,其中出国有3万吨,自己使用约18万吨,平均下来每个中国人使用138克。药品从生产、销售到分配,利益链条非常粗、非常长,这是不是造成今天难以解决抗生素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廖新波:我认为这是在以药养医的政策环境下,医院不能从政府部门获得补偿的一个渠道。政府过去制定了一条政策,以药补医已经50多年了,从开始的利润不高,到后来变得很高,在利润空间极高的情况下,腐败就产生了,利益链就形成了。不同时期会产生不同想法,有想法就会有做法。目前取消15%的药价加成,我认为还不是根本,因为断掉医院加成的15%,仅仅是断掉医院的发展基金,而院外那些交易有多深呢?也是很触目惊心吧。谁来砍掉中间利润?肯定不是医院。所以有时我也在想,难道越便宜的药就越好吗?难道药厂就不应该有利润吗?如果药厂没有利润谁生产?如果药厂没有利润谁研发?谁保证质量?怎样去平衡这个利润点,是经济学家、政治家、社会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源头就是政策。
记者:单讲政策非常抽象。单以抗生素为例,把它拿出来解开政策的复杂性,最需要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廖新波:最要紧的,是认真去调研生产一颗药的成本是多少,然后给出一个合理的利润价格。流通要经过市场,而不是通过行政手段。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做法并不十分奏效。我们有阳光招标,但是价格没有下来。一些有效的低价药进不来,在市场上看不到。所以你说医生想开便宜药,去哪里开?我不是为医院辩护,而是说一个很现实的例子,所以医院的公益性和市场性应该有所区分,政府应该履行自己的责任,做自己的事情。#p#副标题#e#
监管机制
“行政监督不太到位,应通过法律监督和利益关系监督”
记者:抗生素使用的主体是医生,医生不可能自己去揭发自己;使用的客体是病人,但是病人又不了解这个东西。到底谁来监督呢?违规了谁来发现?
廖新波:制度的监督有院内的。院长监督科主任,科主任监督所管的医生,这就是监督。另外还有行政部门的监督,再就是司法部门的监督,还有我们付钱的部门来监督,比如保险公司。在国外,保险公司可以限制医院的行为,用这个药,你要跟我说清楚为什么用,你做这个CT,你要告诉我为什么要做,否则我可以拒付。所以通过一种支付制度的改革,一定可以制止一些过度检查、过度用药的行为。
记者:但目前我们的监督还是一条线上的蚂蚱。
廖新波:我们现在的行政监督不太到位,也没有通过一些有效的法律监督,或者说是利益关系的监督。比如,如果把抗生药物的使用列入法律,违反了药品使用规定,就是要绳之以法。这在国外是非常严格的,你这家药店不让你卖处方药,你就不能卖,卖了我就要处罚你,送你上法庭,甚至判刑。我们现在却是:有监督,而不利。
记者:他们是个利益共同体,怎么会舍得互相监督?
廖新波:所以说这个真的是比较难。网民对我提出很多希望,说廖厅这是你管的。我说我虽是副厅长,但不是政策制定者,我不可能逾越人家的地方。但是有时候责任心迫使自己不得不在媒体上和微博上牢骚几句。
记者:卫生部从2003年到2011年,一共发了12个关于合理使用抗生药物的文件,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今年号称史上最严的整治措施出台,立马的各项指标就降下来了,这种暴风雨式的治理,到底有多大的疗效?
廖新波:运动如风,这是中国的传统。我们总是认为制度重要,领导的意图也重要,我曾经说医改成功与否,只是领导一句话的问题。确确实实在中国的文化里面,领导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但怎么使领导明白办医的目的和责任,怎么用制度规范行为,用制度去奖惩,去讲究公平效率,还有一定的距离。抗菌药物这个风,一定要刹,因为它涉及的不仅是经济问题。中央下达的命令,怎么使它固化呢?我认为就是怎么样使我们补偿医院的机制建立起来,使它成为制度。
医德医风
“过多的政府治理只会越治越乱,应建立行业自律制度”
记者:作为患者,如果连医院都不能相信的话,我们信谁?
廖新波:如果说仅仅就你的问话来回答,是绝对要鞭打这种没良心没医德的行为。但要分析其原因,我不是为了我们的过错而辩护。我们从不同国度、不同制度的医生来对比,为什么西方包括市场经济非常发达自由的美国,没有像中国医生这样乱开药?在具有共同民族血统的台湾、香港、澳门甚至新加坡,他们的医生为什么会过着一个体面的生活,而不是通过开药去体现他的价值呢?也许我不可能为中国出现这样的不负责任,违反医德的行为,有任何的结论。但是结论大家心里非常清楚。在批判中国某些医生这种唯利是图、滥用抗生素现象的同时,我们更多的是反思我们的制度。
记者:目前对医生滥开抗生素的处罚,并不是很严苛。比如会给三次机会后,才会取消其处方权。
廖新波:这也是制度存在的一个弊病。现在不是专业自律的组织在规范医院的行为,而是政府的行政部门,也正像刚才我所说的,多少次违规给予处理。在香港,医生必须遵守医师学会里面的医德规范,如果违反了,业内给予警告,取消医生资格。香港医生,如果在大陆行医出现香港限制的行为,同样受到处罚。#p#副标题#e#
记者:为什么医生不能被行政处罚约束?
廖新波:大陆的不少医生并不是靠本事来维持尊严,而是开药开检查,我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也就是我前不久跟台湾的代表团接触,他们说你们大陆做一个阑尾炎手术,有的地方手术费仅人民币几百元,而他们在台湾做一个同样的阑尾炎手术,医院扣除了成本、利润,医生可以得6000新台币。所以这就是医生的价值在不同的制度下,表现出的一个鲜明的对比。
记者:医生的工资低,那是忽视了他的红包收入。医生在抱怨自己的收入太低,实际上有很多潜规则潜渠道在流通,所以这应该是两个问题。
廖新波:红包本来是一种感情的表达,最后成为一种价值的体现,这就是变质了。所以体制很重要。国外的很多先进经验有利于在今后医疗体制改革里吸收。我不是说全盘照搬,而是学习人家的治理理念和一些有用的方法,拿一些有用的工具来进行限制。
记者:对医生的行政监督不奏效,还有什么办法吗?
廖新波:监督机制我认为要参照国外的一种做法。过多的政府治理只能越治越乱,发了那么多的文件通知,说明治理有效但是成效不大,没有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假如说通过有效的行业自律来约束行业内人员的行为,那是最理想的。因为只有他们知道错在哪里,才有用。
补偿机制
“如果不建立补偿机制的话,基本药物制度也会落空”
记者:中国是一个吊瓶大国,有数据显示我们现在是全世界使用抗生素最多的国家之一。中美两国的对比,抗生素年总产量中国是美国的9倍,而平均到每个中国人身上,一年的抗生素消耗量是一个美国人的10倍。抗生药品在整个临床药品的使用量上中国是70%,美国仅仅为30%。为什么差距这么大?美国管理抗生素的规则在中国很难实现吗?
廖新波:我国卫生部下面有一个合理用药专家委员会。他们专门做这个工作。有一个信息化管理,通过一些软件设置从终端了解大部分三甲医院抗生药物的用药情况,使用率以及使用强度,一旦这里面发现报警就会向监管部门、行政部门传达这个信息。近段广东正在开展阳光用药监督工作,从链条,采购、销售到流通这三个环节来打击不法东西,使医院做得更好。现在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一个全民教育。在英国已经在中学教材里,植入抗生素的情况。我想这个情况还是可以去执行的。最主要是理念上要有一个很大的突破,而不是变成一个各个利益相关方的一个博弈。
记者:为什么强调对医院的补偿机制?
廖新波:我说一个很实在的例子,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在某些地区是取消了药品加成,但是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病人和医生都往二三级医院跑了,为什么?其根源,还是政府答应给予补偿多少千万,每人多少,最后没有落实,没有落实的情况下人心惶惶,对于患者来讲没有医生哪有质量?哪有服务?因此病人也跟着走。如果能苟且生存的话就是通过打吊针,打吊针是合法的收入是不是?吃药也可以治好,打吊针也可以治好,但是打吊针可能会增加一点医院的收入。所以这个补偿机制不建立的话,基本药物制度也会落空。
记者:河北省儿童医院有个胡医生做到了能打针就不输液,能吃药就不打针,但该院门诊之前有80%,降到了现在不足50%。医生是抗生素第一战线的战士。
廖新波:其实尽量不打针的医生很多,我们也可以再回顾一下一毛钱医生,就是一毛钱也治好了拉肚子,这个医生难道不会用药吗?难道不可以从药品回扣那里获得利益吗?但是他没有这么做。这就是我们真正的医生。尽量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诊断、治疗,同样可以获得预期的效果。我也对政策提出了一些非常尖锐的意见,我说要是服务费并不是体现医生劳动价值的费用,而是药品在流通过程中的软硬件投入的成本分摊,该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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