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血被误诊 陷入恐艾的50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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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血后,在常州打工的邳州人吴长栋被误诊为HIV抗体呈阳性。虽然事情已经过去500多天,吴长栋依旧没有从恐艾的阴影中走出来,他感觉自己得了“恐艾后遗症”
2009年11月5日,对在常州打工的邳州人吴长栋来说,是值得骄傲的一天。这一天,他走进常州的一辆献血车,作了首次无偿献血。然而这份骄傲仅仅维持了一天,第二天,吴长栋便接到了邳州疾控中心打来的电话,说他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这一消息令吴长栋如遭五雷轰顶。回到老家之后,魂不守舍的他在父母的追逼下,道出了实情。吴家顿时像坠入了地狱一般。吴长栋偷偷买了安眠药准备自杀,69岁的母亲也不打算活了。
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吴长栋先后到徐州某医院、徐州疾控中心、常州疾控中心、江苏省疾控中心做血液检测,结果所有检测均为正常。
拿着江苏省疾控中心的报告单,因“被艾滋”被折磨得身心疲惫的吴长栋决定找相关部门讨个说法。虽然事情已经过去500多天,但是吴长栋对快报记者表示,他依旧没有从恐艾的阴影中走出来,他得了恐艾后遗症。
据悉,目前江苏省卫生厅正在调查此事。
[献血]:第二天被告知染上艾滋病毒
吴长栋出生于1975年11月,是徐州市邳州燕子埠镇人,今年36岁。几年前,吴长栋离了婚,年幼的女儿判给了他抚养。由于他要在常州打工,女儿便放在老家交给父母带。吴长栋在常州的一家工厂开卡车,由于技术过硬,他的工作一直受到老板的肯定。
2009年11月5日,吴长栋闲来无事,出来闲逛,当他到达湖塘乐购门口时,看到一辆献血车停在那里。“当时有个念头想献血,觉得献血也是对国家的一种贡献,如果有人输了我的血活了命,那是一件很骄傲的事。”吴长栋说,他的血型是B型,身体一直都非常不错。
有了这个念头之后,吴长栋立即走上了献血车。按照程序,护士给他做了基本检测,并很快告知他,没有问题,可以献血。“听护士这么说,我真的很开心,然后就输了400毫升的血。”吴长栋说。他随后拿到了一个纪念封,还有一个写着无偿献血的布袋,一本献血证。“真的觉得这事特别自豪,回到厂里之后,我立即就和工友炫耀,说我献了血,我自己就是觉得这是一件很不了不起的事情。”吴长栋说。
但是,这份骄傲仅仅维持了一天。11月6日傍晚,刚刚吃过晚饭的吴长栋正在宿舍里休息,手机“丁零零”响了。“我的噩梦从这个时候开始了!”吴长栋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打电话来的是吴长栋老家、邳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艾科的胡医生。“你是吴长栋吗?”“是!”“这里是邳州市疾控中心,你在常州献血时,查出来血液有问题!”对方说。
“当时一听有问题,我以为是乙肝什么的,根本没想到艾滋病这一块。”吴长栋说,在他的追问下,胡医生表示他已经感染了艾滋病毒。“听到医生这么说,我立时感到五雷轰顶,心想着这个世界上从此后一切美好事物都和我没关系了。”吴长栋足足愣了几秒钟,这才回过神来。“你赶紧回家来,有些事要问你,还有一些注意事项要和你交待。”胡医生又说道。
吴长栋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挂上电话的,他只知道,“艾滋病”这三个字,瞬间占满了他的脑袋。
还没等吴长栋从医生的这个电话中清醒过来,他的手机又响了。他一看号码,是家里的电话,吴长栋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任凭它直往外流。手机一直在响,吴长栋担心自己不接电话会让父母担心,马上找了块毛巾擦了擦脸,又清了清嗓子,接了电话。“是我姐,我妈在她旁边,我姐说,刚刚接到邳州疾控中心的电话,说我的血液有问题,她们想问问我到底怎么了!”吴长栋说这个时候他才知道,疾控中心在打电话给他之前,已经把电话打到了家中。“我没事啊,可能是甲肝吧,你们也太大惊小怪了,这算什么事啊!我明天回来,你们别担心了。”吴长栋故意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这句话一说完,他就以自己在忙为由,匆匆挂了电话。“不知道那头,我的家人是怎么想的,反正有一天混一天吧,我不想让他们担心。”吴长栋说。
[恐惧]:哭了一夜后为自己安排后事
吴长栋的姑姑是个医生,上世纪80年代艾滋病刚进入中国的时候,他曾经听姑姑说起过,一旦感染上了艾滋病,那离死期也就不远了。当天晚上,吴长栋一夜没睡,想着想着就开始哭。吴长栋一家兄弟姐妹共四个,他排行老三,是家中唯一的儿子,自小就是父母的命根子。而当时已离婚的他,正承担者抚养女儿的责任。“想到父母很快就要没我这个儿子了,想到我自己再也不能见证女儿的成长了,想到姐姐妹妹们喊着我的名字,想到我死后,他们可怜的样子,我的心都要碎了。”吴长栋说。
那天晚上,他甚至已经安排好自己的后事,如果他真的要走了,他会把孩子留给姐姐,求姐姐帮忙抚养。“总之什么都想到了。一闭上眼睛,就是女儿可爱纯真的脸,老母亲老泪纵横的样子!”虽然已时隔一年多时间,但吴长栋谈到当天晚上的情形,仍然泣不成声。
不过,在心里给自己安排后事的同时,吴长栋又冷静了下来,细细回想自己为什么会感染上艾滋病毒。“我查了资料说,艾滋病毒感染分三种途径,一种是母婴传播,我都30多岁的人了,这肯定不会。还有一种是血液传播,我从来没有输过血什么的,也不可能。最后一种就是性传播,我虽然和老婆离了婚,但从来不会干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吴长栋说,他一遍遍问自己,怎么会传染上这种病,怎么也想不通。
第二天,吴长栋的两只眼睛都肿得跟核桃似的,为了不让别人看出来,他用冷水敷了敷眼睛,但是不奏效。没办法了,他就戴上了平时开车时戴的墨镜。“虽然很滑稽,但是不管这么多了!”吴长栋说。
随后,他找到了工厂老板,提出辞职。当时工厂业务非常繁忙,而吴长栋在工厂干的时间比较长,工作又勤快,他提出辞职,无疑是撂挑子给老板看,老板当然不同意。“他问我为什么辞职,我就是不说,而且心情不好,语气也不好,就跟他吵了起来。”吴长栋告诉记者。
“老板平日里就对我比较好,钥匙什么的都交给我保管,对我很信任的,他看我执意要离开,最后还是同意了,并把工资结清了。”吴长栋说。拿上了工资,这个平日里和工友们打成一片的男人也不敢和工友告别,一个人背着包偷偷地离开了工厂。“是因为很害怕工友们问,这么丢人的事,还是一个人灰溜溜地走比较好。”吴长栋说。
[确认]:领取感染艾滋病毒告知书
“那天怎么到火车站的我都不知道。”吴长栋说到了火车站后,他买了一张当天晚上的票。第二天上午8点多钟,吴长栋回到了邳州农村的家。
吴长栋告诉快报记者,当时他父母还有二姐都在家里。他回家后,家人们没有表现出一丝喜悦,反而都是一副很恐惧的样子。“孩啊,你到底出什么事了啊?”老母亲一把抱住了吴长栋反复问道,“电话里不是说过了吗?没什么大不了的,是甲肝!”吴长栋尽量表现出不在乎的样子。“看着他们不安的样子,我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痛苦和悲哀,但眼泪只能往心里掉。”吴长栋说到这儿,眼泪又掉了下来。
他的这番“不在乎”短时间内骗过了父母,但是他的二姐却并不相信吴长栋。“二姐怀疑我一个单身汉,在外面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染上了什么病,所以她第二天一定要跟着我去疾控中心。”吴长栋说。
2009年11月9日,吴长栋找到了邳州市疾控中心的胡医生。按照医生要求,吴的二姐不能进到病房里面来。“医生问我平时有什么不安全的行为等等,又问了我不少其他问题,我都老老实实地回答了。之后,医生让我签了一个HIV抗体阳性者告知书。”吴长栋说。
“我跟医生说,你帮我重新做检测行不行,医生说,他这个是从常州中心血站那边确认之后传过来的,不会错的。他们不能给我重新检测。”吴长栋说。之后,医生又详细给吴长栋介绍了他该注意哪些事项。
“出来之后,我就和姐姐说我这是甲肝。”吴长栋说,怀揣着这份HIV抗体阳性者告知书,他昏昏沉沉地回到了家中。随后,他按照医生所说,把碗筷都进行了隔离。
不过,当时令吴长栋稍许欣慰的是,女儿被检查出来是正常的。“我带孩子去,家里人很不解,我和他们说,甲肝也许也会传染,所以带孩子去做个检查,我们也好放心。”吴长栋说,在等待女儿检测结果的那段时间,他在心里默念着,一定要平安,一定要平安。
[坦白]:母亲得知后当场晕厥
此后几天,吴长栋尽力克制住自己,虽然根本吃不下饭,但是在家人面前,他还是尽量做到和以前一样。“饭大口大口地吃,活照干,但是到了晚上他还是整夜整夜地失眠,而一到白天,他又很困。”吴长栋说,他虽然小心翼翼,但还是被细心的母
亲看出了端倪。几天之后,在父母的房间里,吴长栋经不住母亲的再三逼问,终于控制不住,大哭起来,并说出了实情。“我一说完,我妈妈就晕过去了,整个人都硬了,我们立即掐她人中,喊她,还好醒了过来。”吴长栋说,当天晚上,全家人抱在一起,哭了一夜。那天晚上,母亲没有责怪吴长栋一句话,只是不停地念叨着,为什么厄运会降临到这个家。
和家人坦白了之后,吴长栋再也不需要伪装自己了。白天,他就看着女儿和父母发呆,晚上则想着用什么方式结束自己。“当时我想自己感染上这种病毒,活在世上只能给社会和家庭带来危害。我那时真的很绝望。我想过上吊、想到喝农药,但一一被我否定掉了,我怕孩子看到我死后很难看的样子会害怕,最后想到了吃安眠药。”吴长栋说。
打定主意之后,他借口出门买东西,跑到外面买了一瓶安眠药,想在晚上口服下去无痛苦地死去。但是,吴长栋也搞不明白,在他这次买了安眠药之后,父母突然把他看紧了,就算他晚上睡觉的时候,父母也是轮流陪着他。有时候父母也故意安排女儿陪着在他房间睡。这样,吴长栋根本找不到机会自杀。
[复检]:4次检测都没事,但依旧心有余悸
“我怎么也想不通我怎么会感染上艾滋病,我不是个随便的人。”吴长栋说,冷静下来后,他抱着一丝侥幸,决定再搏一搏,再去查一次。11月25日的前几天,吴长栋来到了徐州市贾汪区医院,用“张鹏”这个化名,做了一次检测。“看着护士帮我抽血,我心里一直在祈祷。”吴长栋说。11月25日,他拿到了检测报告单,看到了他梦寐以求的“阴性”二字。虽然是“阴性”,但吴长栋却一点都开心不起来,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在医生的建议下,他第二天又来到了徐州市疾控中心做检测。“还是用张鹏的名字,做了个快速检测,结果还是阴性,这个时候我心里好受点了。”吴长栋说。
吴长栋说他还是感到不放心,于是在12月4日、12月21日,他又用自己的真名在徐州市疾控中心做了两次检测。两次结果显示都为“阴性”。“当时觉得太不可思议了,觉得这么严肃的问题都会搞错。”吴长栋说。在确认自己正常之后,吴长栋喜极而泣,并把好消息告诉了家人。“一家人都觉得像做梦一样。”吴长栋说。
从被告知感染上艾滋病病毒到“恢复”成正常人,虽然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但吴长栋瘦了十几斤,精神上承受了巨大压力。“那半个多月,对我来说,天昏地暗的。”吴长栋说。
虽然被确认正常了,但吴长栋再也恢复不到以前的状况。他每天就躲在家里,看着女儿玩耍,看着父母干活,不想出去和人接触。而在家里足足歇了半年之后,他才想到重新出来找份工作。“但是心里面像有了阴影一样,晚上睡觉老是被吓醒,做的梦就是有人告诉我,我得癌症了,得艾滋病了……”吴长栋说。
深夜被吓醒之后,吴长栋就会马上找出自己检测结果为“阴性”的检测报告,看到“阴性”两个字,他会告诉自己,之前的事只是一场梦。后来,为了让自己心里更安慰一点,他去了江苏省疾控中心做检测,检测结果依旧是“阴性”。“我跟自己说,江苏省疾控中心这么权威的部门做出来的报告都说我是个正常人,那说明我真的就没事了,我一遍一遍地告诉自己。”吴长栋说。
拿到江苏省疾控中心的报告之后,吴长栋才扔掉了安眠药,心理上也稍许好受一些。
去年上半年,吴长栋回到常州干起了老本行,继续开起了大卡车。虽然生活恢复了平静,但他说自己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不像以前那样,会和工友们说说笑笑,人变得很敏感,不再开朗。在他的世界里,他听不得任何关于艾滋病的事,家里人也不能再提到这个词,甚至于他对血也害怕得要命。有时连在街头偶尔看到献血车,他都会不寒而栗。他感觉自己得了“恐艾后遗症”。
郁闷之余,吴长栋决定去维权。他先去了常州中心血站,要求血站恢复他的名誉,但是血站的答复是,他们都是在按照正常程序工作的,责任不在他们。“后来我在常州找了个律师,那个人叫我把事情全权委托给他,但是事情过了一年,也没有任何说法,现在我已经跟那个律师解除了合同。”吴长栋说。
下一步,吴长栋决定再重新找个律师,为自己讨个说法。“这件事情给我和我的家人精神上打击实在太大,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任何一个部门跟我道个歉。我不知道责任究竟由哪个部门承担,但至少他们把我弄错成艾滋病人,这是一个事实,我前前后后到徐州、常州和省里面做了多次检测,每次检查都说我是正常的。这事有关部门总应该给我一个说法吧。”吴长栋说。
[吴母]:如果儿子没去复查,不敢想象会怎样
近日,快报记者和吴长栋的母亲取得了联系,这位年过6旬的老人一听说是问儿子当时被通知感染上艾滋病这事时,立刻就在电话那头痛哭起来,“我真的是吓坏了啊!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如果他真的有事的话,我肯定也不会活了!”老人表示,当时他们接到疾控中心的电话之后,就一直忐忑不安,当她第二天看到儿子一脸无助地出现在家里时,就意识到情况不是那么简单。虽然儿子之前一直跟她强调,只是个小病,但她觉得儿子是在欺骗她。“他装得很正常,吃饭也很正常,但是白天的时候,我看着他在那发呆,眼睛肿得和桃子一样,就知道他晚上哭了。我问他怎么回事,他总跟我说,‘娘啊,我没事。’但我孩子在说这个话的时候,都不敢看着我。”老人清楚地记得儿子当时的神情。
老人说,吴长栋被她逼问急了,有时候干脆回到房间里把门锁起来。听到从房间里传出的儿子的哭泣声,老人的心都揪在了一起。“我儿子一直是个很坚强的人,如果不是什么很严重的事,他绝对不会这样的。”老人说。
“后来他跟我说,他感染上了艾滋病,我和老伴都觉得天塌了,我孙女还这么小,以后该怎么办?!”老人说。在儿子告诉他情况后的那些天里,老人说自己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她也担心儿子会想不开,所以一直和老伴轮流看着儿子。那些天,虽然吴长栋瘦了一圈,但他的母亲也因为担心他白了头。
“真的不敢想象,如果我儿子不去复查,如果当时一下想不开就这么喝药走了,那我们母子俩现在都不会活在世上了。现在我们家肯定一团糟,留下个孩子这么小。”老人说,她都不敢想了,想想就觉得后怕。
“我们的责任是根据结果上报”
[常州中心血站]:“我们的责任是根据结果上报”
吴长栋是在常州献血时被检测出来有问题的,日前,快报记者赶到常州市中心血站。政工科主任邓光华介绍,吴长栋此前曾来找过他几次,要求血站给他恢复名誉。他是在2009年11月份献的血,当时设备初筛时是呈阳性,他们用吴长栋的血再次查一遍,依旧是阳性。
因为两次初筛呈阳性,血站按照国家规定填了信息,并上报国家信息网上。“正常程序是我们填写了吴长栋的信息后,这信息会自动传到吴长栋属地疾控中心,再由当地疾控中心通知吴长栋本人,按照保护隐私的原则来说,也只能跟他本人说。我们当时在网上填写的是血站筛查,我们血站没有确认他为阳性的资格。”邓光华介绍。
邓光华介绍说,常州血站对HIV的筛查是由机器进行的,机器对照试剂和反应结果比对,吴长栋两次初筛都是阳性,可能是吃了海鲜等食物或者一些药物后出现的假阳性结果。
“我们的责任就是根据结果上报,疾控中心应该知道血站没有确诊的权力,他们应该带着吴长栋去做进一步确诊,不一定要等吴长栋自己主动提出来,他们应该主动提出带吴长栋进一步核实。”邓光华说。
据邓光华介绍,每年常州献血者共有四万多人,每年都会有十几例被检测出HIV结果呈阳性。但是,从1993年起,开展艾滋病检测之后,由常州血站确诊的只有两例。“也就是说,每年这十几例的阳性基本上都是假阳性,导致这种结果的因素很多,因为血站的检查机器灵敏度很高,一些人吃了药或者海鲜等,都有可能会干扰检验结果,出现这种假阳性反应。”邓主任告诉记者。
“在处理过程中我们不存在过错”
[邳州疾控中心]:“在处理过程中我们不存在过错”
记者近日也联系到了邳州市疾控中心性艾科医生胡医生,胡医生表示,吴长栋这件事,是他本人具体负责的。邳州疾控中心2009年11月6日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信息专报系统网络直报中,看到了吴长栋的传染病报告卡片。报告卡片中,注明“确认结果阳性”。他们按照相关规定,对吴长栋进行了告知。而因为吴长栋所留的电话是家中电话,所以他们就打电话到了吴的家中。
“当时是他家人接的,我们只告诉他家人,吴长栋在常州献血时,怀疑血液有问题,我们没有把他感染艾滋病这件事告诉他家人。”胡医生说,他明确,在保护当事人隐私方面,他们并没有过错。这件事他们也和省疾控中心汇报过。
“因为当时那张报告卡片上是‘确认结果阳性’,所以我们无需进行复查。”胡医生说。“网络直报是确认阳性,按照程序,我们不需要再次对他做检测,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也没有任何过错。这件事情之后,他也没有来找过我们,也没有律师和我们联系。这件事从发生到处理的一系列过程我们不存在过错。”胡医生表示。
“责成常州、徐州两地进行调查”
[江苏省卫生厅]:“责成常州、徐州两地进行调查”
快报记者随后和江苏省疾控中心取得联系,一位姓李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江苏省卫生厅正在调查此事。
江苏省卫生厅有关人士表示,卫生厅领导从相关渠道获悉此事立即高度重视,目前已经责成常州、徐州两地进行调查,但是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相关人士又表示,可以明确的是,吴长栋并不是艾滋病毒感染者,而这件事发生在2009年,现在他们正在调查差错出现在哪里,目前一切都在调查过程中。
有关人士透露,按照邳州疾控中心的说法,他们看到的报告卡是确认阳性,那就说明,有人点了报告卡上确认阳性这一栏,有人把它选中了。“有权进入这个网络系统的部门很多,现在我们在查到底哪个部门点了确认‘阳性’这一栏。”有关人士表示。
江苏当代国安律师事务所主任鲁明表示,有关部门对吴长栋的行为应该属于侵权行为,侵犯了吴长栋的健康权。鲁律师介绍,健康权既包括生理机能的完好,也包括心理状态的完好,而有关部门的行为,让吴长栋受到了惊吓,产生了不健康的状态,侵犯了当事人的健康权。“现在调查正在进行,调查结果出来之后,吴长栋可以向有过失的部门追责。”鲁律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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