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尔艺术展上那些不要脸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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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尔艺术展上不要脸的作品
人们常用不要脸来形容一个人的无耻,但是在艺术作品上出现不要脸的作品。那可是少之又少。近日,在巴塞尔艺术展上,一些作品居然“不要脸”!这背后是否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马云出现在某家画廊的展位,先后对两幅作品谈笑风声,虽然他当场什么也没有买。巴塞尔艺术展正在吸引越来越多此前与当代艺术并无关系的人。
第三届香港巴塞尔艺术展已于3月中旬落幕,话题热度依然未消。艺术圈的派对主角换了一轮又一轮,但巴塞尔就是成了继威尼斯双年展之后的又一个守恒传奇,甚至比后者还要更热烈、时尚。
这次展览汇集了37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家艺廊,高古轩、白立方、大未来、佩斯等国际大牌画廊租下了最显眼的位置,一些新晋画廊则安居角落。无论大小,每个画廊都有自己主推的艺术家和代理作品,现场能看到毕加索、曾梵志的名篇以及奈良美智经典的小女孩画作。
巴塞尔几乎已经淡化了香港这个商业名都困扰已久的“文化沙漠”标签。不光马云、王中军、吕燕、余文乐、杨二车姆娜这些名人,就连一些平时从不谈论艺术的IT行业上班族,也被巴塞尔在微博、微信的效应感染,特意前来围观。
是的,不管懂不懂艺术,只要付得起250港元的门票,都可以享受这场年度人气最旺、含金量最高的盛会。艺术在这里不会严肃高冷,作品面前也不设置围栏。手机一拍,在微信发个九宫格表示到此一游,未尝不可。“新奇”、“怪诞”、“趣味”总是普通人的关注点。 在湾仔会展中心,我穿梭在几千幅展品间,惊讶地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巴塞尔艺术展上的一些作品,居然“不要脸”!
画面上五个没有脸的行人,行色匆匆走过,各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拒绝交流。
2015年香港巴塞尔艺术展官网封面是约翰·巴尔萨代里1989年的画作《残暴与怯懦》。有“概念艺术之父”之称的约翰·巴尔萨代里风格轻松诙谐,以几何手法引领设计,曾获2009年威尼斯双年展金狮终身成就奖。
将这幅画与同期展出的克里斯蒂纳·卡纳莱的《想法与观念》、王鲁炎的《对称的暴力》、英国艺术家季迪恩·鲁宾的《手枪》等作品放在一起比较,会发现一个共同点:画上的人物只有一个头颅形状,没有五官,当然更没有表情。
为什么那么多艺术家热衷于创作“不要脸”的作品?此前我并未看到有专门研究。好奇心作祟,我借助度娘、Google,请教了美术史专家,还是没有收获。
我只能用最笨的方式挨个搜索这些艺术家的资料,而更原始的方法是回到原作,进行画面分析。
我认为,艺术作品中的“不要脸”现象,最常见的原因之一:为了赋予作品任意指代性,因为具象的作品容易产生思维的确定性,阻碍想象空间。克里斯蒂纳·卡纳莱、武晨、朱利安·奥培、徐冰的“不要脸”之作,都属于这种情况。
德国女艺术家克里斯蒂纳·卡纳莱1961年出生于巴西里约热内卢,1990年代搬去德国,她从2000年后创作的作品都去脸化。她的画作主题通常是日常却有滋味的生活,画面布局上采用平涂的色块,色彩温馨、突出拙感,画面显得更和谐。
我理解她的这些“不要脸”作品,和国内艺术家徐冰创作的《男·幼·女 标志》有相同点,虽然表达手法不一样,一个是油画,一个是广告,但都有“任意指代性”的意思。徐冰画的标志看着是不是很像洗手间的logo?而大多数洗手间一般只分成男与女,满足这种属性就能进去,脸长什么样子都没有关系。
艺术家武晨的《我》也是如此。“我”虽然有极强的指向属性,但每个个体组合起来,变成万千个体,构成世界共同体。
你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六个,也就是说,最多通过六个中间人你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这是著名的“六度空间理论”。
由“六度空间理论”出发,再看看英国艺术家朱利安·奥培2014年的作品Walking in Sinsa_dong,还真有点意思。
1958年出生在伦敦的朱利安·奥培是当今英国艺坛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过去数十年他一直在探索形象生动、风格简化的绘画。他与中国结缘颇深,2006年参加上海双年展,2009年参加香港国际艺术展。
Walking in Sinsa_dong这幅作品,五个没有脸的行人,行色匆匆走过,各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拒绝交流。朱利安·奥培探讨了人们对外在世界漠然、肤浅的情感反应;这一反应可以是麻木,同样也可以是对事物出于无知的惊讶。画面的人们并没有构成熟人社会,大胆想象,没准是因为少了一个人,所以才未能实现“六度空间理论”呢?
他把那些“文革”杂志的封面人物“去脸化”,抹去“高大全”的身份标识。
“不要脸”艺术的另一个原因,我想是出于对已有图像增删或挪用的现实需要,以及对模糊身份意识、企图寻找自我或记忆的情感需要。季迪恩·鲁宾的“文革”系列作品就非常典型。
季迪恩·鲁宾1973年出生在以色列,是如今伦敦重要的国际艺术家。他喜欢以孩童、家庭、抽象肖像为创作题材。他为家族成员画了一些作品,但他的家族在二战逃难时丢失了许多照片,这位艺术家不知道长辈的样子,只能根据想象来描绘,所以这些画当然不可能像梵高的自画像那样有清晰的五官。
后来,鲁宾翻阅中国“文革”时期的杂志,发现很多封面肖像有“高大全”的特征。那个年代,“四人帮”提倡的文艺作品要求“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而“中心人物”必是“高大全”的角度。鲁宾萌生了奇思妙想,他撕下那些杂志封面进行重新描绘,“去脸化”处理,模糊那些干部和模范的身份意识。
画面上的旅人戴着头盔、墨镜,而那张他丢失的脸孔在天上飞。
还有一种政治隐喻更强烈的去脸谱化创作,包含讽刺和戏谑性,如杨振中、洛克尼·哈尔扎德的作品。
在巴塞尔现场,这类作品并不多见,因为巴塞尔的定位是以商业为先,促进交易为旨。巴塞尔毕竟不同于学术性展览,它更多站在市场、机构、藏家的角度呈现当代艺术的现状,包括价格区间的参考。主办方与画廊看中的是最后的成交数字。在现场,看着买家与画廊工作人员窃窃私语、讨价还价,你会感到买卖艺术品和别的商品没什么形式上的差异,只是成交价格昂贵,动辄几万、几百万。
巴塞尔艺术展更乐意引进容易产生交易的艺术品,比起瑞士巴塞尔的前瞻性,香港巴塞尔更加商业性。这种方向导致现场更多是抽象艺术品,而较少与政治相关的作品。
1993年毕业于杭州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的杨振中,他的艺术创作充满对标准社会行为概念的挑战愿望。他的装置艺术作品《团结万岁》中,九大块建筑木材错落地砌在地面,站在前方指定位置,通过透视原理能看见完整的“天安门”。有意思的是,如果另一名观众正好站在“毛主席像”前的空白框时,你会看见他的头像取代了画像。这种“取代”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去脸谱化。
而伊朗艺术家洛克尼·哈尔扎德作品的《王室金鱼》不只没有脸,连头都没了。金鱼在西方寓意当中都是形容没有脑子、愚钝的人。在这位艺术家的画面表达中,英国王室成员的合影就像在做戏,所有人心不在焉,只有刚出生的孩子还保持纯真,而女王就像带有圣光一样照耀着孩子。作品带有对英国王室的一种讽刺。
这位艺术家的经历有点坎坷。洛克尼·哈尔扎德和摄影师拉明流亡迪拜,虽然他们的作品在西方主流收藏界炙手可热——其中不乏像查尔斯·萨奇、唐和麦拉·鲁贝尔夫妇等收藏界风向标级人物,但伊朗的亲朋好友们警告哈氏兄弟,一旦他们重返家乡德黑兰,将面临被处决的命运。
在伊朗,每年艺术学校毕业生数量达到4万人,其中包括平面艺术家。文化在这里受到重视,却也怀着恐惧:许多艺术家、编辑、作家和电影人被囚在狱中。
值得一提的是,我在找资料的过程中看到悉尼艺术家蒂姆·斯托瑞尔的无脸肖像《戏剧旅人》,也非常有意思。画面的“旅人”没有脸,却戴着墨镜、头盔,穿着大皮靴,身边挂着很多行李,包括调色板、画笔、图纸,还有狗。在他身后飘走的废纸片上,似乎印着一张丢失的脸孔。2012年,蒂姆·斯托瑞尔凭此获得澳大利亚最负盛名的肖像画奖阿奇博奖。
艺术家本人解释说:“当你躺在沙发上,看着电视里的体育节目,你会梦想自己生活在别处。”是的,每幅没有脸的作品,每个人都可以代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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