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为什么瘫痪 讲述史铁生的励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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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铁生为什么瘫痪,史铁生在我我文学史上有这不容小觑的地位,很多人看过史铁生的书后,还都有不小的感慨,史铁生为什么瘫痪呢?要是史铁生没有瘫痪是不是就会是另一番光景呢?下面就和男人世界小编一起来看看史铁生的励志故事吧。
史铁生1969年到陕北延安地区“插队”,三年后因双腿瘫痪回到北京。
有位当年和他一起到延安插队的知青回忆录,对史铁生的腿为什么瘫痪写得很详细。对有关章节摘录如下:
如果没有插队,没有在农村染上疾病(在本文中,会较多使用“如果”这个词,以探讨命运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史铁生也不会成为后来的史铁生。黄土高原上的劳动是艰苦的,当地老乡就把耕作说成是“下苦”,并称自己为“下苦人”,史铁生作品中对此也有详细的描述。这对于习惯于大城市舒适生活、身体娇嫩的知青来说,无疑是一种严峻的考验。不仅是意志的考验,也是体力的考验。史铁生的意志当然是没有问题的,遗憾的是身体出现了问题:因脊髓受损伤而引起腰腿疼痛。如果史铁生当时马上申请“病退”回北京,事情就不会发展到更为严重的地步。因为回京后可以得到治疗,使病情好转,也可避免繁重的体力劳动对身体造成进一步损害。按照北京市政府的知青政策,患病的知青可以以“病退”的方式回北京。虽然上面号召知青“扎根农村一辈子”,但是很少有知青真正这样想。所以有些健康的知青也想方设法“病退”,例如开假的诊断证明、装疯、装病,甚至自残(当然是轻度自残,以免付出太大的代价)。有门路的知青则不用如此费劲,一些干部子弟或直接调回北京,或“走后门”当兵、以军队为跳板回京。
史铁生尽管不能“走后门”离开农村,也不会不择手段逃离陕北,但是以正常渠道回京应该是可以的,可惜他没有这样做。这主要是他当时对病情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以为只是坐骨神经疼,或是腰肌劳损。也许还有一点,是他可能并没有把陕北看作是“春风不度的鬼门关”,而是把它视为“世外桃源”。他看到乡亲们辛勤的劳作中也有诙谐和欢笑,并把人们挥汗如雨的劳作描绘成一幅从容、有节奏的动人画面。“那情景几乎使我忘记自己是生活在哪个世纪,默默地想着人类遥远而漫长的历史。人类好像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精神的畅想抵消了史铁生身体上的苦痛,让他并不急于告别陕北。
善良的陕北老乡心疼史铁生,照顾他,让他干较轻的活——喂牛和放牛,这让史铁生心里充满感激。在陕北,唯一能代替人力的牛被乡亲们视为宝贝,喂牛又是一项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不是任何人都能胜任的。老乡把喂牛这样机要的工作交给他这个初到农村的小青年,充分说明对他的信任。孰料,这出于好意的安排,反而加重了他的病情。这完全是一场意外,在一次山野放牛时,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引起史铁生持续高烧,结果就卧床不起,稍稍缓解后也难以正常行走。如果史铁生在发病时能得到救治,起码及时退烧,或许不一定使病情发展到不可扭转的地步。可惜当地的医疗状况不能满足这种急迫需要——既无“120”系统,也无基本的急救设施。
如果史铁生有特殊的背景,也能及时获得救助。例如我们县曾经历两次特殊的空中“120”行动。一次是几名高干子弟被严重烧伤后,其同伴直接打电话给中南海,空军的直升机马上将伤员接回北京;第二次是一名知青“模范”人物不慎摔断腿,北京市派直升机降临黄土高原。但史铁生当然是不可能享受这种特殊待遇的。
于是治病就这样被耽误了。他不得不在1972年告别陕北,真正“病退”回北京。
史铁生回京后马上住进友谊医院,是在他父亲的搀扶下艰难地走进医院的。当时他曾暗中发誓:“要么好,要么死,一定不再这样走出来。”没想到一年之后却是被人抬着出院。为什么没治好病也没去死呢? 其中原因很多,一是天使般的大夫的挽救。一位王主任和一名护士长两次将他从死神那里“抢下来”,王主任后来劝他看书,说:“人活一天就不要白活。”这句话给他指出一条活的路,让他慢慢地做些事,于是慢慢有了活的兴致和价值感。还有就是朋友的支持和帮助,史铁生说:“我没死,全靠了友谊。”朋友们鼓励他,不时给他带来欢乐和对新生活的期待。(《我二十一岁那年》)
史铁生是在21岁时双腿瘫痪的。就像文章中所写的那样,他那时心情无比地糟糕和绝望。
比起邰丽华、姜馨田来,史铁生得以多享用了20年健全的生命,这是一件幸事。但同时,残疾对史铁生的打击又是那么突如其来,不像邰丽华她们,在不谙世事时就成为了残疾人,有一个慢慢接受的时间。在一个年少轻狂、风华正茂的年龄,陡然遭受了如此重大的打击,无异从天堂坠入地狱,无数梦想、无穷的雄心壮志,都化为泡影,那种痛苦绝望可想而知。
在史铁生双腿瘫痪之初,总有人劝他“要乐观些,你看生活多么美好呀”诸如此类的话语。可是这种话对史铁生几乎起不到任何激励的作用。史铁生心里说:“开玩笑,你们说的轻松,病又没得在你们身上。”尤其是在双腿刚刚瘫痪的时候,生命对于史铁生几乎已经失去了任何吸引力。他想:“要是不能再站起来跑,就算是能磨磨蹭蹭地走,我也不想再活了。”
当时,大夫告诉史铁生,他的病如果是肿瘤,可能还有的救,否则,这辈子就得准备在轮椅上过了。于是,史铁生整天用目光在病房的天花板上写两个字,一个是肿瘤的“瘤”,另一个字就是“死”。史铁生用这种方式祈祷,希望把这两个字写到千遍万遍,或许就能成真,不管是肿瘤还是死,都好。到后来,证实了他的病并非肿瘤之后,他就只写一个字了:“死”。
史铁生的病根是在18岁时落下的。那时他到陕西延川县插队,一次在山里放牛,遭遇暴雨和冰雹,高烧之后出现腰腿疼痛的症状。21岁时,史铁生因为腿疾而住进了医院,那一天是他的生日,从此,他再也没有站起来。这件事似乎再一次证明了生命的脆弱。只是一次淋雨,就无端瘫痪了双腿,让一个本来鲜活年轻的生命,无比地接近枯萎死亡。
但是,生命却又总是在脆弱的同时展现出它的韧性。就如同在地球上的高纬度地区生长着的地衣,在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依然能够存活。尽管它的生长速度慢得惊人,几百年也长不到一个平方厘米,但它却实实在在地生存着,它生存的目的就是不要死去,这是最基本的生命特质。
人的生命同样如此。余华写过两部著名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在《许三观卖血记》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许三观,从年轻到苍老历尽艰辛;每逢家庭变故,他就以卖血来挽救危机,甚至差点为此送命。一次次卖血后,唯一的补偿就是到饭馆里吃一盘炒猪肝,喝二两黄酒。在《活着》里,地主少爷福贵的一生中,败家,中年丧母、丧儿、丧妻,丧女婿,到最后,连唯一的孙子也死了,只剩下老了的富贵伴随着一头老牛在阳光下回忆。林肯的小故事)无论是许三观还是富贵,他们都没有明确的生存目标,只因为生命的惯性才活着。不管是屈辱还是风光,不管是甜蜜还是酸楚,生命都在静静地活着。生命不是必须承受苦难,但生命确实有足够的韧性承受苦难,“人间的灾难,无论落到谁头上,只要不死,谁都得受着,而且都受得了”。
对于史铁生而言,虽然在瘫痪之初,死亡对于他那么具有诱惑,甚至于他每天早晨醒来,都因为自己依然活着而沮丧;但是,他依然活着。瘫痪后的最初几年,史铁生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就像他文章里写的那样,暴躁易怒。为了逃避现实的世界,在正常人上班之时,他总是摇着轮椅,到那时还人烟稀少的地坛公园里去。自旦至暮,春秋往复,耗在这园子里。他去过了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无论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什么时间,他都在这园子里呆过。有时候呆一会儿就回家,有时候就呆到满地上都亮起月光。
我们可以想见史铁生那时的孤独苦闷,但是,不管活得多么艰难,多么痛苦,生命却始终默默地承受了这一切,死亡依然被一再耽搁。
所幸的是,在痛苦当中,还有亲友的爱在支撑他。母亲要他“好好儿活”的临终嘱托,一直萦绕在他心头。史铁生母亲的生命,因为儿子的残疾,也承受了无数折磨。史铁生瘫痪时,母亲已不年轻,为了史铁生的腿,她头上开始有了白发。医院已经明确表示,他的病情目前没办法治。母亲的全副心思却还放在给他治病上,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花很多钱
每一回她都虔诚地抱着希望,然而最终,却总是有多少回希望,就有多少回失望。
最后母亲终于也绝望了。于是,每次史铁生要动身出门,母亲便无言地帮他上轮椅,看着他摇车拐出小路。每一次她都是伫立在门前默然无语地看着儿子走远。有一次,他想起一件事又返身回来,看见母亲仍然站在原地,还是那样一动不动地站着,仿佛在看儿子的轮椅摇到哪里了,对儿子的回来竟然一时没有反应。她一天又一天送儿子摇着轮椅出门去,站在阳光下,站在冷风里。后来,她猝然去世了,因为儿子的痛苦,她活不下去了。这是她唯一的儿子,她希望儿子能有一条路走向自己的幸福,而她没有能够帮助儿子走向这条路。她心疼得终于熬不住了,她匆匆离开儿子时只有49岁。
史铁生在一篇题为《合欢树》的文章中写道:“我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闭上眼睛,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很久很久,迷迷糊糊的我听见了回答:‘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我似乎得了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正从树林里穿过。”史铁生说,正是这样的爱,耽搁了他的死亡。
无论如何,既然活着,就不免就进入了另一些事情。就像小河里的水慢慢丰盈了,你难免就顺水漂流,漂进大河里去了,四周的风景豁然开朗,心情不由得也就变了。终于有一天,当史铁生又想到死的时候,心里说:“算了吧,再试试,何苦前功尽弃呢?凭什么我非得输给你不可呢?”这时候,他已经开始对死亡有一种幽默的态度了。
启发史铁生的,是卓别林的一部电影,名字叫《城市之光》。片中女主人公要自杀,却被卓别林救了。这女的说,“你为什么救我?你有什么权利不让我死?”而卓别林的回答令史铁生终生难忘。他说,“急什么?咱们早晚不都得死?”这句话让史铁生心中怦然一动:是啊,咱们早晚不都得死? 死是一件无需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的事。既然如此,何不先看看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于是,左右苍茫、四顾无路之际,史铁生想到了写作,想到用笔杆代替自己的双腿,来继续人生之路:“写作,在我的希望中只是怀疑者的怀疑,寻觅者的寻觅……写作不过是为心魂寻一条活路,要在汪洋中找到一条船。”
当时友谊医院有位老大夫对他说:“你一生都未必能有这样闲在的时候,你何不用这样的时间来读点书,整理整理自己的思绪?”史铁生说,这话对他来说终生受益。他初中二年级时赶上“文革”,没有好好读过什么书,很多世界名著等等都是在双腿残疾之后读的。他每天摇着轮椅去地坛,不是读书,就是思考。作家邵燕华在读史铁生的作品时曾不由感慨:“史铁生的随笔也让我拷问起自己的阅读。说来惭愧,他书中提到的诸多国外的思想家、作家有不少是我不知道的。”
1974年,史铁生为了生计,在北新桥街道工厂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在这里上班既没有公费医疗,也没有任何劳保,所干的活儿是在仿古家具上画山水和花鸟,有时还画彩蛋,如出满勤每月30元工钱,但他为了看书和尝试写作,每天只干半天,一月下来只能领到15元,这活儿他一干就是7年。可是第二年史铁生又患上了严重的肾病,这次医生只给他留下了一个受损的左肾。由于体力的原因,他不得不辞去了街道工厂的临时工作,呆在家中一门心思地写作。
1979年,由于下肢麻痹、肾功能受到严重破坏,不得不造漏排尿。紧接着,由于肌肉萎缩,血液循环受阻,再加上每天长时间地坐压,褥疮发作,前景是败血症。1986年,前列腺引起的疼痛,使他不得不停止写作整天卧床……冬天,他那毫无知觉的腿,经不起寒冷,如果冻了,就有坏死的可能;夏天,全身的热量只能从上身排出,额头的痱子从来不断……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1980年,他创作出的小说《我们的角落》被田壮壮改编成了电视剧,在当时的影视圈引起了不小的轰动;1983年,他创作的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获本年度“青年文学奖”和“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4年,他的作品《奶奶的星星》又获该年度“作家文学奖”和“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的小说《命若琴弦》还被改编成电影《边走边唱》,经过陈凯歌的精心导演,引起了强烈反响。
苦难似乎还在继续试探史铁生生命的韧度。1998年,下肢瘫痪的史铁生,由慢性肾损伤演变为尿毒症。从那时起,史铁生就只能靠血液透析来维持生命。透析的病人需要做手术,把肾部的动脉和静脉引到表层。透析时需要在三个点轮流针刺。长达9年,1000多次的针刺,使得史铁生的动脉和静脉点隆起成蚯蚓状。体内渗毒的血液从隆起的动脉出来,经过透析器过滤掉毒素,再由隆起的静脉回到体内。一个星期3次,在每次4个半小时的透析过程中,把全身的血液过滤几十遍——这就是史铁生日常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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